——纪念林辉山同志诞辰100周年

刘英子

今年是党的“七大”代表，原全国政协委员、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浙江省纪委委员林辉山同志诞辰100周年。林辉山同志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革命真理，对党无限忠诚，对人民满腔热忱……每当我回想起这位浙南地下党早期的老红军、老前辈，便感慨万分，追思不尽。

矢志不移找红军

1906年1月23日，林辉山同志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赤溪镇圆潭村的一个挑夫家里。因家境贫寒，童年时，他靠给地主家放牛为生。天不亮就去割草、砍柴，每天必须给地主家背回七、八十斤柴草。一次，他在给地主砍柴时，从树上摔下来,摔断了脊梁骨,因没钱治病,落下了终身残疾。为什么穷人吃不饱、穿不暖?为什么穷人总是受剥削、受压迫？一颗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他的心里。1930年秋,当革命志士林珍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家乡时，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。他告诉父亲:“穷人要翻身，要活下去，就得找红军，红军是帮助穷人组织工会、农会，反对国民党，打倒地主老财的队伍”。于是，他与另一个穷小伙许济菊一起结伴上路，向着福鼎(福建省)方向踏上了寻找红军的道路。

在寻找红军的路上，他们靠打短工为生，一路向着闽南方向走，渴了，喝口山泉水，困了，找个草堆一躺就睡。他们不知道红军长得啥样，一见到合适的人，就打听红军。一次，他们把土匪当成了红军，险些丧命。

1932年9月，找不到红军的林辉山同志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他找来铁匠，打了11把大刀和7把小刀，藏在自家的番薯固里。这几把大刀是他对付敌人的第一批武器。

1933年的一天，当他听说中国南方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消息后，就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，立即找到了曾在福鼎认识的一位叫陈昌会的鞋匠，又找到了曾经参加过十九路军的李世伍，三个人就在平阳矶山一带，秘密成立了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”。

他们借着走街串“乡”修鞋，四处打听红军的消息。一天，父亲发现了他藏大刀的秘密后，担心他会被杀头，他对父亲说：“杀掉土豪劣绅，才有穷人好日子。对敌人，我不怕，准备被杀头。”他对父亲还坚定地说:“今年找不到红军，明年我再找。”他寻找红军的活动逐渐公开后，土豪劣绅们恨之入骨，以500大洋悬赏林辉山的人头，敌人抓不到林辉山，就把他的父亲抓起来关了一年多。不久，浙南游击根据地遭到了敌人的残酷“围剿”，丧心病狂的敌人将他年仅21岁的弟弟林上沛残忍地杀害了。穷凶极恶的敌人还不死心，又放火烧光了他家的房子。在革命斗争处于低潮时，他丝毫没有胆怯，反而更加坚定了闹革命的决心和信心。1933年，他们终于在福鼎县找到了日夜思念的共产党。1934年4月8日，在福鼎县下岚亭少林庵村的一间破屋子里，林辉山、陈昌会和郑织云同志面对党旗，举起了右拳，向党旗庄严宣誓。宣誓仪式结束后的当天，上级做出决定，让他们立即成立平阳县党支部，林辉山同志担任组织委员，即刻投入革命斗争。在与敌人的殊死斗争中，他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，为党在浙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出生入死闹革命

1934年,组织派林辉山、李世伍和董上举三人去闽东当红军。林辉山被分配在一团一营一连一班当红军战士，他参加了数次战斗。在参加店下的一场战斗中，林辉山左臀负伤，组织把他同一批伤员秘密藏在黄岐村旁的大山洞里养伤。由于缺医少药，子弹又在臀部里，他的伤口很快感染化服，高烧不止。战友们商量用某刀帮他把子弹挖出来，但又担心他受不了。他知道后，坚决地说：“敌人的子弹我都不怕，还怕菜刀？”就这样，菜刀当做手术刀用，开水一煮，没有麻药，他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地让战友们用某刀把子弹挖了出来。

1935年春,林辉山同志带着未愈的伤病，回到了平阳中心区委，担任中心区委组织委员兼游击队指导员。他带着游击队打浦门、盐关，建立新支部，还奉命给叶飞同志领导的独立师当过向导。

1936年2月，他找到了我的父亲、时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的刘英同志。我父亲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和革命形势。随后，党组织任命他为泰顺县委组织部长。这一年，他参加了陈家士雷、赤溪和矶山等战斗。1936年大年初一，林辉山同志率领红军游击队三支队30多人挺进陈家孀村，傍晚下起了鹅毛大雪。有人说，敌人不会来了；有人说，大年夜吃上顿猪肉解解馋。林辉山同志却要大家提高警惕。为了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，他组织队伍在清晨4点就起床，5点进入伏击阵地。果然，6点多钟，200多名敌人偷偷地向陈家孀南丰岭爬了上来，林辉山命令部队等敌人走近了再打，当敌人爬到120公尺时，他大喊一声“打!”，排子枪像雨点般射向敌人。顿时杀声震天，打得敌人溃不成军，这场以少胜多的战斗共缴获了150发子弹和枪支。上级赞扬三支队有三好：勇敢杀敌好，政策执行好，纪律遵守好。1936年5月，因时局的变化，组织派林辉山去桐霞开辟新区，担任桐霞县委书记兼三支队指导员。

1937年1月，刘英同志派林辉山同志到鼎泰，边养伤边配合郑丹甫同志开展敌后工作。在敌战区工作，林辉山同志等随时随地都有被捕和杀头的危险。他们悄悄地在敌人鼻子底下建立了一个小后方，牵制了敌人的力量，为党的地下组织开展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
艰难跋涉赴延安

1939年10月1日，林辉山同志从浙江平阳步行出发，跨越安徽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北、山西等8个省，渡过长江，突破了日本鬼子的封锁线，历经一年零46天的艰难跋涉，于1940年12月16日,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。

到延安后，他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陈云和吴玉章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，这给了他无穷的力量。陈云同志多次与林辉山谈话，勉励他学习文化，使这位在战场上勇猛杀敌的一条硬汉，懂得了学习文化的深刻道理。

1942年春天的一次晚饭后，他与几个学员一起到延安河边散步，边走边谈，谈学习、谈理想……不知什么时候，吴玉章同志朝他们走了过来。听到林辉山等年轻人的热烈讨论后，吴老关心地问:“你们是在哪个学校学习呀?学习什么呀?”林辉山回答:“吴老，我们是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，学习党的历史，党的理论。”并告诉吴老：“我是工农干部，没有文化，来党校还要学习文化。”吴老深情地对林辉山说:“工农干部没有文化，或文化水平较低，这是一个困难，应当努力学好文化。”这次与吴老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1945年5月4日，林辉山同志作为浙江省九位代表之一，光荣地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“七大”会议。他手握一张两寸大、上面印有“二十排十五号”的代表证，与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陈云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大会。为了铭记这段光荣的历史和牢记肩负的使命，大会闭幕后，他专门做了一个皮挂包，把“七大”代表证放在皮包里，日夜背在身上。无论是在日晒雨淋的千里行军途中，还是在东北辽甫的三年游击战场上，整整35年，代表证一直没有离开过林老，而且由于他的精心保管，直到他去世，代表证也没有一点受潮变形。经过在延安的学习，林辉山同志由一个只知道朴素革命道理的工农干部，逐渐成长为一位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党的理论知识的青年干部。

永藻本色为百姓

党的七大以后，林辉山同志被调到东北工作了三年时间，解放后回到浙江任温州地委副书记。 1952年1月8日 ，经陈毅同志点将，他来到上海参加建设,具体分管上海市的农业工作。先后任上海市静安区委书记、新城区委第一书记、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市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市委农工部长兼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。

他到上海工作后，在灯红酒绿的大城市里，丝毫没有改变革命战争年代的本色，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。不管是在浙江还是上海，他始终牢记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提出的“两个务必”的要求，保持着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生活中的他一直很俭朴，平时只穿布鞋和棉鞋，还尽量穿家里人做的。他的子女告诉我，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，他只买过三双皮鞋和两身毛料中山装，这是他为三种场合准备的“行头”。一是逢重大节日，二是受首长接见，三是参加外事活动。 在上海负责农业工作时，他常常把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，提着鞋、赤着脚与百姓一起劳动，一起唠家常，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，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“赤脚部长”。平时工作不忙时，他就拎着菜篮子上街买菜，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。

刚正不阿讲原则

1963年秋的一天，嘉定县委书记牟墩高同志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市区，见到林辉山同志后，焦急地汇报：“我们遇到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。”

他关切地询问：“什么事？不要着急。”

“长征公社红星大队的干部全都给撤掉了。”牟墩高同志紧锁着眉头。当时，张春桥等人正在长征公社红星大队搞四清蹲点，把那里的干部全部“打倒了”。难道我们的干部都不拥护党了？全都不热爱社会主义了？都想跟党唱对台戏？林辉山同志与这些干部经常见面，这些同志不仅根子正，没有人贪污，更没有多吃多占，只有一个大队干部在男女关系上有点问题，但不属于敌我矛盾。他反问来人说：“干部全都烂了？走，下去看看！”

经调查，他认为，张春桥给干部按“贪污”的罪名处理很不恰当。

回到市里，他找到了张春桥，开门见山地说:“你们在红星大队蹲点，把那个大队的所有干部都否定了，这是错误的。第一，你们把红星大队的干部都定为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问题的人，这与事实不符，证据也不确凿。第二，你们认定大队支部书记在地主家做过长工，就定他是地主的走狗，有政治历史问题，这完全不对。第三，打击面这么大，使生产垮了，这种搞法不对。第四,既然错了，就要予以平反。”林辉山同志坚持原则，与“左”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。在林辉山同志的坚持下，嘉定县委为这些干部一一做出了正确的结论，使他们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。

坚定信心跟党走

1965年，林辉山同志再次回到浙江工作，担任浙江省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(主席由时任省委书记的江华同志兼任)。正当年届花甲的他打算为浙江的发展和建设再干一番事业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席卷了全国。1967年至1971年的4年中，他被隔离审查，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。

尤其是1967年9月至12月，他被上海造反派从杭州揪到上海，在上海10个郊县和他曾经工作过的市农工部、静安区等地,来回批斗80多天、近100个场次，受尽非人折磨。这个县斗完了，再拉到另一个县继续斗，不让喝水，不让睡觉，有时甚至不让大小便。一次，造反派在雪天里批斗他，不让他穿鞋子，让他赤脚站在雪地里，一站就是大半天。他的脚冻出了大片的淤血，膝关节被踢坏。批斗他的造反派累了，换另一批造反派斗，却不让他休息，直到他休克，他的一只耳朵甚至被打聋了。

虽然经历迫害，但他格终相信自己的路没有走错，总有一天组织会还他一个公道。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，他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他想,脑子不用会生锈的，就利用隔离审查写交代的机会，背熟了毛主席语录，以特有的智慧与造反派巧妙周旋。他还利用下乡劳动的时间了解社情民意。那时，许多群众对他十分关心和爱护，这也增强了他对党和群众的信心。

风范长存励后人

197l年林彪“九?一三事件”后，一批老同志被解除了隔离审查，林辉山同志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，担任了浙江省农办副主任。后来他因公出差负伤后，组织上派我到他身边做秘书工作。我愈加深刻地感受到，在林辉山同志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员的许多优秀品质，他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我深切体会到他坚持真理、实事求是、爱憎分明的党性原则。1972年，虽然组织恢复了他的工作，但因为那时“四人帮”还没有被粉碎，工作中的各种干扰仍不少。在“四人帮”批唯生产力论时，他针锋相对，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：“不抓生产，吃什么？穿什么？”他还用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的口号来抵制和批判“四人帮”的错误言论，表现出了对党、对国家、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林辉山同志欢欣鼓舞，他与许多老同志奔走相告，相互庆贺。在高兴之余，他的心中也积蓄着一种力量，那就是要加倍努力地工作，把十年浩劫中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干扰破坏，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尽快夺回来。这是他当时最大的心愿。因此，在健康状况很差的情况下，他仍关心形势，忘我工作。一次，他出差因车祸负伤，不得不在一家疗养院休息。虽然身体上休息了，可他的心还想着工作。当他得知附近林场借间伐为名、滥砍乱伐原始生态林时，就立即通知林业厅长派一位林业专家和我一起调查处理此事，并指示一定要刹住破坏山林的歪风。

我深切体会到他感情朴实、平易近人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凤。林辉山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后不久，省委派他率工作组到平阳县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。平阳是他的家乡，也是他早期参加革命的根据地，在当地他有着很高的威信。他深入到最基层,倾听群众的意见,开展调查研究。

那段日子里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在他的接待室门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。他对群众十分热情，没有一点“官”架子，并让我搬凳子、倒茶水。因为接待的群众很多，还要开座谈会，他每天睡觉的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。那时的他身体状况已经很差，超负荷的工作更让他疲惫不堪。一天，他在工作时昏了过去,醒了之后，他仍然坚持把这段工作做完。

我深切体会到他公私分明、严于律己、清正廉洁的高尚品格。说起他的公私分明、严于律己，他女儿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。1968年，他的女儿来杭州西湖孤山别墅看望父亲时，邻居从西湖里摘了两支莲蓬送给她吃。他知道后，气愤地责骂了孩子，说这是“败国败家”，一连几天都不跟她说话。这件事给他的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子女们常常以此为戒，提醒自己时时严于律已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当他得知浙江省老干部局准备筹建老干部活动中心时，就主动让出自家位于风景区、条件较好的别墅，一家人搬到一幢普通公寓的底层一套住房里，由于这幢公寓的四周楼房高，他家的住房终年不见阳光,但我从未听到林老有一句怨言。他在车祸养伤期间，组织上安排家属陪伴治疗休养。每离开一处疗养地之前，他就让我先去结账，凡属需要个人支付的食宿费用，他都要求我一一付清，从不占公家便宜。

我深切体会到他关心青年、爱护青年、严格要求青年的一片深情。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，他对我十分关心爱护，总是谆谆教导，耐心帮助，同时又严格要求。那段时间，他年迈体弱，又遭遇车祸，我本应该在生活上对他多加照料。但他为了能让我有更多时间读书学习和下基层调研，很少为个人的事情找我。记得有一次陪同他在宁海疗养时，正值当地群众“双夏”大忙时节，他就鼓励我去农村帮助农民“双抢”，培养与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实干精神。在劳动中，我不小心被镰刀割伤了手指，鲜血直流，他心疼地为我上药包扎。现在想来，我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对我的一片深情。这种超越亲情的至情大爱令我终生难忘!

我深切体会到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、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奉献给党和人民的高尚情怀。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后，他抓紧时间撰写回忆录。每天，天刚蒙蒙亮，他就开始伏案撰写，当亲人劝他多休息一会时，他说:“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恨不得把一天变成两天用，只希望给你们留下这回忆录。”整整3个月，林老每天伏案10多个小时不停地写，写，写……一天，他把家人叫到身边说:“好了，我算写完了……”最后他拿出的是一份遗嘱:“……我死后马上火化，不开追悼会，不通知战友和朋友，不留骨灰，把我的骨灰撒到瓯江、鳖江里…我没有别的高贵的东西留给你们，只有在‘四人帮'横行的困难情况下，我秘密写下了三四十万字的回忆录……这些历史素材，给你们留念……”后来，当他得知人的遗体可以用于医学解剖时，又在遗嘱中加了“将自己内脏捐献给浙江医院”的内容。

至今，浙江医院还存放着他部分遗体器脏制成的医学标本。一份多么令人肃然起敬的遗嘱，一份多么弥足珍贵的遗产，这既是他留给夫人和子女的，也是留给我们千百万后来人的。他是一位甘把自已的一切奉献给党和人民的人。

斯人已去，风范长存。25年过去了，在林辉山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，我们深切缅怀这位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始终忠诚党的事业、忠实履行党章，把自己一生无私奉献给党和人民的老共产党员。我们学习他胸襟坦荡、刚正不阿、无私奉献、严于律己的崇高品德和谦虚谨慎、艰苦奋斗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，全面履行好党章赋予的职责，以实际行动做党的忠诚卫士、当群众的贴心人。

敬爱的林老，您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5年了。您的“内脏”还在为我国医学科研事业作着贡献，融入了您骨灰的江水不分昼夜地灌溉着家乡的土地。但在这世界上却没有您的基碑，我们无法为您献上一束鲜花来寄托哀思!您光辉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怀念，您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，将进一步发扬光大。

敬爱的林老,我们永远怀念您!

(在本文撰写过程中,承蒙林辉山同志的子女林唯舟、林永生、林进大力支持,谨此深表谢意!)

贵编/王莉莉